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
[43]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核心要义就是要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废除一部人可以不劳动而光依靠资本就可以过上富裕生活的制度。现行宪法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允许资本市场合法存在，但如今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甚至对人们的劳动观念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内涵上看，以劳动者为本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项核心内涵。[20] 参见前引[1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86页。[31]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都属于干部序列。不过，该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在计划经济时代，土地承包权不能流转，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仰赖于农业生产，国家无力承担农民的医疗和社保，反而汲取农业生产剩余扶持工业发展。
从法学视角来看，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一个整全性的劳动者概念，而只有被部门法层层分割开来的劳动者概念。[5] 参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22年第5期。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也指出：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优化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二元结构，大幅提升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比重。其原因在于，现行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错位，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既阻碍了标准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又影响了标准化作用的发挥，必须切实转变政府标准化管理职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5]。严格地说，这不是利用民间规格，而是可以解释为行政将例示基准委诸民间机构作成。在结果上，只是通过公开来接受社会监督。
为此，国家将科学技术知识带入法的决定时，就必须从法的角度整顿其程序，而且必须在法上重构该知识。当然，在引入这种性能规定的合作规制的同时，还需要提升技术标准的实质确认能力，加强相应的安全检查体制建设，为标准体系上的合作治理提供坚实的保障。
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体制不充分，还可能涉及民间技术标准的著作权问题，导致技术标准修订迟延，无法与最新科技信息充分相适应。类似的手法是，在技术标准的解释通知中引用民间技术标准，使其反映民间技术标准的内容。这一规定不仅让更多元的社会主体有机会参与团体标准的制定，还特别提及政府部门亦可参与，借由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忠实地反映社会的多元利害关系，促进团体标准的中立性。在这里，政府部门的代表是作为监督者参与，还是公益的代表者参与，并不清楚。
在现实的适用中，若长期对样式规定不做检讨，容易将样式规定当作当然的前提，使其自我目的化。[4]参见前引[3]，沈岿书，第145页。需要改变的或许是提升企业标准的质量，并废除企业标准的备案制度。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与1988年版《标准化法》相比，2017年版《标准化法》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团体、企业自主制定标准，增加规定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可以制定团体标准，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标准。为了应对技术革新的要求，日本确立了将样式规定一律性能规定化的方针，着力推进行政对民间技术标准的利用。
[16]相对来说，前三种方式相对妥当，第一种方式更为可取，它明确了两种技术标准的不同性质和地位，既保持了官方技术标准的稳定性，又为技术标准的革新提供了便捷的可能性。一方面，行政机关将民间技术标准利用于自己的风险行政规制中，这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应当对是否采用民间技术标准保有判断权限和最终责任。
（三）我国对民间技术标准的利用 我国的法律并未规定民间技术标准可为行政所用，也没有相应的转换机制规定。需要省令（部门规章）规定的核能技术标准仅规定功能要求和性能水准要求，而可接受的实施方法就可以利用民间技术标准。[7]「規制緩和推進3か年計画（改定）」（1999年3月30日閣議決定）2．横断的検討、見直しの推進等（4）基準·規格及び検査·検定の見直し。我国现阶段的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就是一场规制改革，虽然主要是简政放权，但诸如环境、食品、药品等领域又是在加强监管，难题就在于如何把握好放和管的关系、如何让放和管得到恰当的组合。也就是说，这里存在容许脱逸的规则。在风险规制中，民间技术标准可以转化为官方技术标准，两者也可以并存发挥作用。
而且，并非什么样的民间技术标准都是可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应当符合怎样的条件才能为官方所用，需要探讨和检证。若非如此适当为之，国家的规制就可能为社会的部分特殊利益所不当劫持。
因而，民间技术标准固然可为行政机关所用，但却并非当然可用，只有经过一定的规范和审查方可利用。参见〔日〕山本隆司：《日本公私协力之动向与课题》，刘宗德译，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72号（2009年）。
《食品安全法》（2015年）第30条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本企业适用，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在20世纪末，日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少子化老龄化、信息通信技术革命（IT革命）、环境问题严重化等结构性环境变化。
1999年3月30日《推进规制缓和三年计划（改定）》将后一句改为从减轻受规制的国民负担、促进技术开发、促进设备管理的有效实施等观点出发，探讨将样式规定的基准原则上一律性能规定化。如果行政一方不能确保判断特定样式是否满足性能要求的专门能力，性能规定就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既然团体标准具有这种功能，该条第2款就要对团体标准的制定提出要求：制定团体标准，应当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保证各参与主体获取相关信息，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并应当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论证。[5]《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
规制相关手续的迅速化。如前所述，它可以转化为国家标准，也可以补充国家标准，同时也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民事法领域也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这种立场就是官方技术标准与民间技术标准的并存关系。[8]「規制改革推進3か年計画」（2001年3月30日閣議決定）Ⅱ横断的措置事項4.基準認証等関係。
1998年3月31日，日本内阁通过《推进规制缓和三年计划》，[6]试图对日本经济社会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建立向国际开放、立于自我责任原则与市场原理的自由而公正的经济社会，同时使行政由事前规制型行政向事后检查型行政转换。但2015年修法时仅明确鼓励上浮型标准，而对横生型标准未予表态。
（二）利用民间技术标准的规范 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实质上也是在利用社会上所蓄积的专门知识。《标准化法》第21条也要求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15]城山英明「民間機関による規格策定と行政による利用――原子力安全分野を中心として」ジュリスト1307号（2006年）86頁参照。这时，作为实现手法的一部分，要规定定量的视作性能要求及与其相对应的视作检验方法。
既然原本就是这样的预设，那么在审查基准的运用上，就可能比通常的行政裁量决定有更多的脱逸情形。第三，在规定行政技术标准的告示等中直接引用民间技术标准。
三、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的方式与规范 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有多种方式，不同的利用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利用效果。这里，先来简要考察日本利用民间技术标准的一项改革。
在许可认可之际援用民间技术标准的前提是，行政机关要对规格标准进行技术评价。使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技术判断过程合理化，将来也有助于技术判断内容的合理化。